冒牌老師

有趣的回憶

我很欣賞 卜友龍 老師的一篇短文《被罵》。

我沒有做過真正的老師，但卻做過“冒牌老師”。這就得從幾十年前的事說起：

在中日建交的那個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國內掀起了一股學習日本語的熱潮。本人也是其中的一份子，通過朋友的引荐，参加了廣州華南師範學院為教師而開設的日語學習班。電台也有日語的講座，一時熱到不得了。

當時我在一間電子小廠工作。在一個閉塞的年代，新技術的資料只有日本的電子技術雜誌。蘇聯老大哥的東西，大都過時不管用。一般的技術人員都自己看些日文雜誌，一半中文一半圖片的閱讀。一本簡明的小字典，跟本解決不了問題。用一種豐富的想像力把單詞翻譯過來，大家都笑著傳送。小電珠，日文稱《豆球》；晶體管稱《石》等……。

一篇短文《被罵》，道出了香港老師的真實生活，也有年青人俏皮的一面。不可能要求別人不許有錯，笑談之中改了就好。文中的“老師”雖然被俏皮的“學生”激怒：夠膽與我的“監控系統”挑戰。但也不必太多的“單單打打”。

提出警告是對的，更應提醒這個系統是能了解全體學生的狀況及學生可以利用這個系統能做什麼。譬如可以回答系統的題目、代替作一些筆記或什麼的……，學生可以燒錄某些教學內容……﹙不知此系統有沒有？﹚。

出自正門的教師，一定學過《心理學》。“學生的感受”和“老師的感受”行為同等重要，兩者是要取得平衡的。老實說，香港的教育太偏重學生了，壓力使教師苦不堪言。太把學校商業化，學生和家長成了學校的米飯班主。

在那個大家都有一片“真誠的心”的年代，由於工作的關係，經常都會指導工廠學徒的工作，大家都很溶洽。學徒們知道我“深造”日語，都紛紛提出也教他們學學。盛情難卻加上年青時的天不怕地不怕，我就當起了“現買現賣”的老師來。大家都稱我這個冒牌的老師為“老師”，我也欣然的受落了。一直到我離開這工廠的一刻，人們都不說我的真實姓名，還是稱呼我為╳老師。

一個未經“註冊”的日語學習班開學了。車間主任知道此事，因為大家都是“咁高咁大”同一級別。而且又都不涉及金錢利益、全是一腔熱情，默認了這一“善舉”，還提供車間作為課室的方便。

一星期兩晚的下班晚飯後，利用了車間的黑板上課了。課本是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日語講座的資料，我都給“學生們”到市內的新華書店買了。我第一次領略到“教學相長”的好處；第一次知道：自己明白也要使別人明白，是一件頗有難度的事。

日語中的あかさたなま要寫得像日文，也要下一番的功夫。日文字符是傾斜的，不像中文那樣四平八穩！在黑板上寫字，文字就要見得人。要講一個半鐘頭的話，原來要準備很多的資料。它比課本上的東西要多得多，課本外的課本也要自學了。年青人好強的“唔衰得”，使我一直堅持把這課本講完才結束。

╳╳無線電廠開了一個日語學習班，原來整個行業都知了。有一天有一個“學生”問我：我有一個同學想來學習可不可以？我想多幾個人還不是一樣講嗎，於是我同意了。隔幾天就多了幾個“新學生”，我還是在講我的課。

此事驚動了我廠的領導的領導。上頭的政治部在廠書記的陪同下，突擊視察了我的課堂。我沒做虧心事，當然是心安理得。那個“欽差大人”翻了翻“學生們”的課本，嚇然的“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日語講座”大字，當然是政治正確啦！又望了望黑板上的語句後說：你們繼續上課啦。

走了。

我不知這位“欽差大人”識得幾多日文，既然有一句“你們繼續上課啦”，即係OK咁解。

自此，我繼續講我的課，不過幾個“新學生”不見了。

我不作任何揣測。回想起來，這也是一件有趣事！